王安憶是我個人非常喜愛的小說家之一，尤其是她1996年出版的《長恨歌》，讓我得以在張愛玲的作品之外另闢蹊徑，通往另一片令人流連忘返的上海。雖然她常被視為與張愛玲同類型的作家，尤其是《長恨歌》問世之後，「海派寫作」的概念已然被文壇建構而出，並將王安憶的小說當作張愛玲筆下人物在1949年以後的接續發展。然而王安憶自覺與張愛玲的關係並非如此，客觀而言是分別隸屬兩個世代的人：荒涼的末世與遼闊的新朝。他人由外添加的關連，反而讓王安憶保持出冷靜的距離，評析張愛玲的作品時別具洞見。
《小說與我》收錄了王安憶2015年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的六堂講座內容，總的來說蘊藏了兩項精髓：一是作家對小說寫作懇切的心得與提點，另一則是自然而然談出她的生命經歷與體悟。之前，我從未預期能聆聽任何一位心儀作家的寫作課，除了是苦無良機之外，更如同王安憶自己曾有的質疑一樣：寫小說一事能教嗎？吸收技法的同時豈不加重了匠氣？創作所倚賴的神妙巧思能不因此受到拘束嗎？不過，閱讀本書的過程卻擁有源源不絕的酣暢領悟，茅塞頓開。證明一位成熟作家的寫作心得，對於喜愛文學的素民如此具有啟發性，絕非僅是作者謙稱的「多少能起一點作用」而已。
我在從事創作時，最不敢碰的範疇正是小說，至多寫一些極短篇，足以將我極淺的生活經驗窮盡。於是，自傳性質的散文、朦朧抽象的新詩，似乎最能遮掩我無力駕馭有限人生的窘態。《小說與我》最精彩深刻的論述，在我主觀讀來，是對於文學與現實之間關係的闡明，以及釐清寫作與個人經歷的距離。面對自身經驗的侷限性，王安憶善用了這份「距離感」：初試啼聲的作者多半不敢撰寫與自己生活疏遠的角色，然而這段距離適足以看清異己的人物，擁有當事人所難以具備的清醒認識。但是常識與常理仍舊是小說創作的基礎，在〈小說課堂〉裡，我們可以看到她如何引導學生構思每個角色的合理性，以及情節鋪陳的邏輯性。不過，外部的現實生活雖是創作的根基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內心對之的冥想。如何讓自己的經驗於文學中釋放出更大的價值，並尋找更好的表達方式，對於寫作者是個永恆的命題。
在〈淺談閱讀與寫作〉的篇章裡，作者引用中國文人金克木《文化卮言》裡對歌德《詩與真》的評論：「假是負號的真。但是詩卻是正負號的，又真又假，又假又真。」王安憶對此有一份美麗的解讀：如果我們要創造一個和現實世界對抗的存在，不是用假來對抗，而是用詩。此處的詩，可泛指所有藝術性的虛構，對於文學家而言，就是小說。然而，我認為作者以詩為代表談論的「正負號並存之真」，與《紅樓夢》當中參悟的「假做真時真亦假」，在動機與氣氛上並不相同。王安憶要說的是一種藝術的構成要件、小說虛構的本質，有其積極意義。如同真實一樣，詩也與虛假對立。現實生活與美學生活是兩種生活，既有關係又沒關係，藝術是對現實的超越也是再造，追尋的卻仍是真，藝術的真。她在第四章〈從小說談文字〉裡即定義，小說是一種虛無的存在，受眾則是虔信的人們。拿藝術作品與現實較真，便忽略了創作與真實根本上的不一致性：藝術的內涵是無法完全被證實的存有。雖如此，王安憶卻不認為小說家面向現實都是冷眼無情的，反之，熱愛生活的人，才會走上小說創作之途。小說在作者的期待下，應成為一個比現實更有力量的文字世界。這份帶有溫度的勉勵，往往是講台上的教師最需要傳遞給學子的。她的寫作課，教的不只是寫作。
作家淵博的學識，信手拈來古今中外名著作為範例，並將中國古典戲曲理論運用於現代小說創作之上，如清朝李漁的《閒情偶寄》。除了可讓我們按圖索驥一探文學經典，也示範了文學評論的方法，讀來著實過癮。此書的感染力如同對抗虛假的詩，讓讀者真實湧現文藝創作的想望。《小說與我》中的「我」，竟因此成了呼之欲出的我自己。
書名：小說與我
作者：王安憶
出版日期：2017年5月
出版社：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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