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趙曉彤
圖／楊嘉輝、沈旭暉、趙曉彤
楊嘉輝，藝術家，作曲家，現任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，於作曲方面受學院正統訓練，作品往往融合當代音樂、科技及新媒體等元素，曾在2012至2014年游走中港邊界八次、收集邊境聲音並創作〈暴力邊界〉計劃；沈旭暉，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、全球研究課程主任、國際事務研究中心聯席主任，研究方向包括國際反恐、中美關係、香港涉外關係等，喜歡音樂、電影、文化，於《信報財經新聞》任主筆（國際），同時替媒體雜誌撰寫音樂文章。當踏足中港邊境感受政治邊界的藝術家，與喜歡音樂的國際關係學者相遇，他們會有一場怎樣的對話？
人在邊境前
楊嘉輝作品〈暴力邊界〉（2012-2014）。2012年2月，港府正式分段開放邊境禁區，
預示着兩地邊界線的必然消融，他遂多次進入邊境區域，收集中港邊境線上的隔離物的聲音。
〈暴力邊界〉是他在港邊界以接觸式麥克風固定在鐵絲網上，再將震動頻率逐點逐點紀錄成圖像音符的作品，他最初有這概念是2005年政府說要開放邊境禁區，他想看看中港兩地的邊界到底是怎樣的。「我的創作動機很簡單，不過是在思考：如果有一條界，這界線會在哪裡？而這條界的兩邊到底有多少人住？這些人又在做甚麼事情？腦裡冒出了很多瑣碎的想法，但我又不想答問題，我只是想問問題，便設計了這慢步行為，很用心地進行計劃，漸漸開始思考：為甚麼會有界呢？可能是因為跨界的慾望吧。然後就覺得要把一些東西收集回來，通過收集的行為來完整自我，或完整一件事。」
地圖上的邊界如此分明，然而人在邊境前，卻發現中港的圍欄並非建造於地圖顯示的邊界上，而聲音，也因為有穿透的能力，無論他在鐵絲網的中國那邊，或是香港這邊，聽見的聲音都是一樣的。邊界到底是甚麼？或許不過是一場想像。有時楊嘉輝會被問及，覺得自己是屬於Ｘ類型的藝術家，或是Ｙ類型的藝術家？他才開始留意原來其他人是會這樣把藝術家分類的。」
「〈暴力邊界〉其實是一次單一創作事件，我更想思考的是：到底為甚麼會收集？或許是因為香港人這身份，令我思考一國兩制、中港矛盾等政治現實。但我從前的創作，一直是喜歡自己的作品放在哪裡發生都成立，而不一定要與香港有關。從前我的想法是，我在香港這樣的城市長大，我的生活經驗會與紐約等城市人相近，我相信這是跨國界的、國際化的生活經驗，而這種經驗並不是以某個地方的人來劃分的，所以我有很長時間也很抗拒與政治身份有關的東西，但後來從外國回港後，卻覺得國際化其實是另外一種壓抑，而反抗的方法不是把本土身份拿出來賣，而是用另一種方式去思考自己的本土身份。」
原來界線並不是那麼分明，而乍似對立的物與物之間那條曖昧的交界，更令他深思。最近他在思考戰爭與鐘聲，「因為造鐘的那種叫鐘銅的物料，原來除了做鐘以外，還會用來製作大炮等武器。從前歐洲國家打仗，因為不夠金屬用，便四圍去拆走教堂的大鐘來做武器，到打仗後，這些大炮又重新熔解來做大鐘，再給人掛在教堂敬拜……我仍在蒐集資料，還未想到自己要做甚麼，但我會尋找那些曾成為武器的鐘來做一些計劃。」
楊嘉輝作品〈原野牧歌〉（2015）。他以音樂符號與地圖，
虛擬香港在抵禦強敵入侵時的部署防禦情境，並在2015年巴塞爾藝術展作現場演出。
不成文的界線
邊界這概念是虛構出來的，你信就有，你不信就沒有——沈旭暉聽過這種對「邊界」的說法，並頗為認同，「如歐盟各國從前也有國界，但現在他們把這些界限拆除，你就看不見國界。你從法國到德國，從比利時到法國，也不會感受到那條國界，所以某程度上，界線其實是在特別環境下建構出來的，其實也不止國界，社會不同圈子的界限亦然，你覺得文化人與生意人之間有沒有界線呢？你信就有，你看不到就沒有，這就是人為的界線，而國界有時也是這樣。」
社會總是賦予每個人特定的身份，而每種身份也有許多不成文的界線，「就是你不可以做某些事，如在大學教書的學者，你要遵守一些很嚴格的規則，但這些界線其實是不成立的，所以你只能夠不斷測試那條底線。個人認為，其實你是要打破一些不成文的邊界，才能鼓勵不同行業的人去做一些更獨特的事，所以我們要有能力在幾個邊界之間游走，打破他們一些限制。當然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的形象，但這形象其實次要的，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夠游走於不同界限，所以我常常思考如何可以將一些很離地的學術概念放進文化藝術，如音樂、電影裡面，這樣做其實又是否真的可以打破限制？」
有時他覺得香港學生的最大限制是難於突破框架，「在一個框架裡，香港學生很有創意，例如雨傘運動是在一個運動框架裡進行，於是創意源源不絕，現場的所有藝術品、標語、海報都很有創意，但所有創意卻要在一個他們認識的框架內進行，而要突破這框架的能力又出奇地缺乏，很少思考框架本身有甚麼問題，但又能夠在框架裡發揮最大創意，這現象的源頭是香港教育方式單一，所以香港人在micro層面的創意源源不絕，但macro層面的創意卻很有限。」
大學環境愈來愈差？
沈旭暉覺得香港有很多無形的框架限制著每一個人，不太容許自我發揮，「好像我們一定要成為社會精英，有社會精英的形象，於是很多事情必須做，又有很多事情不許做，很奇怪。」楊嘉輝好奇他可會覺得大學環境愈來愈差，他答：「近幾年確是差了，因為大學追求的是排名與交數，大學的趨勢是愈來愈把個人能力量化，可是社會學很難量化，藝術作品也難以量化，如何計算你有多少藝術品及這些作品有何價值？但現在你趨勢就是計算你去年寫了多少篇論文及被引用多少次，這種遊戲其實是很無意思的，再加上大學的道德包袱很大，很多事情你都不能做。」
「那你會想離開大學嗎？」楊嘉輝問，沈旭暉答：「我到此刻仍在思考，因為你如果為錢是不應該做學術界的，你是因為它的自由才做，但如果連自由也被剝奪了，你還留下來做甚麼呢？很多在大學工作的人，其實是想利用它的空間來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，大學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去給你實現一些有社會價值的事，而大學最大的價值正是可以改變一點社會風氣，可是為了滿足官方要求，學者只能做一些很大路的研究來交數，大學是多了很多計算，但如果在大學也要這樣工作，我不如第一天就去賺錢，商界的好處是明買明賣，大學卻變成了很虛偽的一件事。」
他覺得現在的大學也無法實現教學理念，像學系有一個課程是專收副學士、再幫他們升格成為大學生的，但大學會覺得這些學生沒有價值，「學校想收精英學生，成為亞洲一流大學，但如果你以教育理念去想，就覺得整件事剛好相反，因為好的學生不需要你教，反而副學士學生才是你真正需要扶助的人。」他不想永遠留在大學，也認為人需要嘗試不同事情，他的短期目標是開設文化旅行社、咖啡店，也想製作一些擁有國際元素而香港人可以理解的概念音樂，「這所有事情的比埋頭寫只有十個人看的論文有意思，有時我會想：如果不在大學工作又沒有生活壓力，日子可以怎樣過呢？可能我會在台南開一間民宿，就此渡過一生，也比現在的生活快樂。」
國際音樂在香港有市場嗎？
最近沈旭暉參觀了Arts Center的北韓攝影展，他很喜歡身後這幅照片。
沈旭暉也會看藝術展覽，通常是與國際議題相關的，但表面看來與國際議題沒有關係的展覽，其實仍然可以成為他的課堂教材，例如分析某國藝術家的成長背景，再探討他在作品裡表達的訊息，「近年我們增設了很多從日常生活認識國際議題的課程，用音樂、電影、體育等元素，希望學生覺得身邊總有一些東西可以勾起他們對國際事務的興趣，我們常常都想找出這些可以打通兩者界限的位置。」
沈旭暉在復活節假期到尼泊爾旅行。
沈旭暉想知道，如何可以做出一些在香港也有市場的國際音樂？「例如在美國，爵士樂和藍調也可以很主流，但香港好像很難，一個晚上你到蘇豪區聽一個爵士樂的現場表演，全場有二十個觀眾，可能已是香港會聽爵士樂的一半人口。一個國際都會不應該是這樣的，但可能是音樂市場限制了這樣的行為。」
楊嘉輝認為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是：到底有多少潛在觀眾願意掏腰包欣賞這類音樂？他表示，很多美國人支持爵士樂的觀眾，是因為這種音樂可與居住地連成一線，「可能當地的傳統是即使政府多窮，社會仍然會有古典音樂消費，因為他們較易把這些音樂想像成自己文化的一部份，所以很願意掏腰包支持，但如果將這種音樂移植、進口到別的地方，或者就沒有辦法畫出那條相連的線。所以問題可能是要找出那種有人想做、而又可以接連本土文化的音樂，而聽眾入場是覺得自己需要支持這件事，而不止是感官或美學上的經驗。所以粵曲永遠會有一群觀眾支撐著，而不需要領取太多資助，有時我也會掏腰包看粵劇，但其實我不太能夠區分：到底自己是百分之幾在享受音樂，百分之幾是覺得自己需要支持這件事，只知道感官愉悅以外的百分比是很重要的。」
楊家輝
聲音藝術家，愛吃壽司，沒有不吃的東西；在美國留學時最愛吃住處附近一間餐廳的辣三文魚卷，而香港是吃不到辣三文魚卷的，回港後常常光顧住處附近的日本餐廳。
沈旭暉
國際關係學者，愛吃咖哩，閒暇會四處尋找特色咖哩吃，但平日則不會浪費時間吃飯，會隨便填飽肚子、把時間省下來繼續工作。
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