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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煒森評馬琼珠個展《去年》

圖/由安全口畫廊與藝術家提供



或可大膽地假設,馬琼珠現時展出的個展「去年」,作品可以觸動不少本地觀眾的情緒。作為香港近年其中一位具影響力的藝術家,要看到她的作品不算難事。如果要替她近五年的創作作小結,不難在其創作脈絡中找到幾個關鍵詞:歷史、人物、影像(攝影)、繪畫。她以收集者身份撮取了不同的歷史影像,再經過如雕塑般的加工處理,幾番刪除、放大、素描、上色,此手法已成為她作品的特色。


是次個展,繼承了這系列作品的風格,畫廊以最大篇幅與空間展示了共40幅《last year》,一系列黑白又略帶色彩的人物肖像照嚴肅整齊地並列,頗有視覺張力。這輯作品以日期劃分,最早見於17 OCT 2014,至14 DEC 2014 止,然後以兩個作品──分別是首段的《Leaving》及尾段的《Bird》作首尾呼應。這種部署是經過考量的,前者撮取沖繩縣平和祈念資料館的一個影像,後者則撮取電影影像《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(聖女貞德受難記)》(1928)的其中一幕。如果我們聚集在時間,或是歷史如何被書寫的語境上,畫廊空間則成了一條時間軸:開首的《Leaving》代表過去的再書寫,《last year》則代表現在逐漸成為過去,尾段《Bird》撮取上世紀一套歷史人物傳記的電影影像,透過對文化再現的複製,成為歷史的再現及虛構。當中的繪畫、攝影、影像關係配置亦處理得細緻。


再說展覽的中心作品《last year》,它與另外兩個作品(或是藝術家的持續創作脈絡)的最大分別,在於她所挪用的影像,其來源是剛「被完結」不久、似近還遠的雨傘運動。藝術家利用手機替年輕示威者們拍下人像照,在作品處理上,影像以黑白輸出,印成每幅差不多等身或稍大比例的半身像,再將細節刪掉,人物樣貌、背景都變得迷糊朦朧,但觀眾仍能從其輪廓辨認出這些都是年輕人(年輕的示威者),她再加上素描、留下刮痕,以及看似沒有章法但細緻的筆觸圖案。馬氏很懂得將時間及歷史化為具體的文化意像,通過美學營造轉譯而得出意義。

這次展覽的其中一個可觀之處,除了純粹細讀作品本身的視覺言語,更是我們都會不由自主地將作品放置到現實社會中,解讀互涉下所產生的微妙關係。這未必是創作者原有的立場,縱然觀乎藝術家不同大小訪問,也見作品的著眼點在於歷史,但這場政治運動,正好爆發出其強烈效應與契機。這不僅存在於社會脈絡之上,也滲透到創作者與受眾裡。借鑑詹明信(Fredric Jameson)所言的國族寓言(National allegory),簡單來說,這是指第一世界(或現時可稱作主流)如何看待第三世界的文學,背後直指文化霸權下的狹窄視野。套用到今天的環境裡,特珠的時勢造就出社會「第三世界」的變奏,不論是其內容還是美學處理,當它們對應這個特殊環境來創作,都猶如在放大鏡下百般放大,這刻的時空及歷史也可視為一種身份建構,在以人像為主的創作則更明顯。


運動此刻雖未定性,但在大眾心目中必然存在既定的想像,還看每幅作品的加工處理方法各異,帶有一種強烈的隨意性,也使每個作品及人物變得獨一無二。作品上的人物似曾相識,甚至你我也曾相遇,但從畫面上又無法辨明當中細節,因此,相中人不容易被理解與定義。遠看呈灰階的作品群,從影像中朦朧的表情來判斷,他們不帶悲情或憤恨,反給人一種寬裕輕鬆的感覺,不過是一張張尋常的年輕臉孔。這些反差及拉址正正在「去年」的作品中角力,作品既代表了過去,也不代表過去;既展示了既有的想像與身分,同時也藉著作品否定之。

或正如馬琼珠所言,她並不是為他們發聲,而是留下記憶,這更接近一種解放的責任,另一方面,也無聲地為年輕人們彰顯出他們的獨特性,下了一個詩意的註腳,而不至於受制於單一的集體身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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