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 | 李寅彰（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）
當誤差作為測量生命與空間政治的方法
「以藝術回應他者」是蔡國傑的創作的核心思想。當他回想藝術養成之路，他始終認為藝術與社會是緊密的聯繫關係，甚至藝術家基於社會責任，透過各種批判方式，揭開觀念中的藝術性。特別是《藝術介入空間：都會裡的藝術創作》（Pour de l’art dans notre quotidien, des œuvres en milieu urbain）這一本書的啟發，他發現這本書提到藝術創作案例都很有趣，並不只是探討藝術形式，而是從作品中帶出許多的思考。
「我如何在城市中擁有自己的空間？」蔡國傑在大學就讀期間，曾投幣租下停車場的停車格擺起地攤，使用這個空間；他也曾想開一個實體店，於是在牆面上貼了許多商品的貼紙，只要你想要就可以撕下。這時蔡國傑意識到，制度與權力影響著一個人在城市中的生存與生活，限制的太多，擁有的太少。在這些行為背後，價值與觀念的問題將迫使我們面對社會的各種邊界，而當「誤差」成為測量這個邊界的藝術途徑時，將會使我們回應生命與空間的政治處境。
對蔡國傑來說，當大家都將「誤差」當成是一種數據時，他是將「誤差」當成是 另一種新的空間觀。這是因為即使他移至澳門生活十餘年，他赫然發現「家」成為一種「臨時狀態」，一種暫時居住，一直無法安身的游牧處境。就好比他形容的，他既是來到一個城市，也正在準備離開一個城市，這種強烈的遷徙與漂浮感，讓他思考到何處立命？何處安身？面對這些問題，他假設城市裡有一個中心，而他始終懷疑與困惑各種產生中心與邊陲的社會現象。
介入作為侵越、擾動空間的途徑
一直以來，蔡國傑的藝術實踐探討許多不同的空間概念，無論是引入情境、場域構成，或是檔案詮釋，都始終讓介入作為一種擾動空間、侵越邊界的方法，「居間性」（in-betweenness）則成為空間與空間「之間」的測距顯示。蔡國傑在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的碩士論文《鏡像與空間創作之研究》，探討了裝置藝術中物件和空間質性的美學辯證：一個是關於虛實空間並置或交錯上的美學感知；另一個是以建築形態，構築場域與空間性的視覺造形。他在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博士班的畢業論文《當代藝術語境下特定場域藝術創作及其檔案化研究》則延伸至特定場域與檔案的空間，其空間是超越視覺的，必須從創作計畫到作品展呈，揭示社會或文化上的空間治理與權力政治的諸多問題。
對於空間的興趣，蔡國傑談起2005年《鏡面裝置》，他認為鏡子是一種能創造出消逝的一種物質。這件裝置中他設計了一條廊道的動線，當他縮短鏡子與鏡子之間的距離，廊道會因切割的鏡面而改變空間感，而當空間感消失的時候，鏡面也讓空間壓縮，迫使讓我們產生某種感知。對蔡國傑而言，空間存在某種我們所假設的框線，他要揭露的是構成框線的某種規範、制度、秩序，而誤差就成為擾動的測距，量測則生成介面。
從《半田計劃》到《家園》提問的生命政治
2004年起持續至今的《半田計劃》（Half-Field Plan），是以「間性空間」（Interspace）作為藝術家的思想行動。對蔡國傑來說，即使藝術家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，但觀念是真的，方法是真的，材料也是真的；然而，真正重要的是，這個觀念化為行動時，如何逼顯存在於空間與社會斡旋的邊界政治？蔡國傑認為，當他提出這個批判性的空間，實質上也在等待各種切身的回應。
例如：2020年在臺北伊通公園的個展《選擇分之所有》（Ownership/Choise）展出的作品《誤差計值》就是以伊通公園附近的房子為範圍，他請估價公司進行土地估價，也特別查了相關的法律規範，他發現森林、農地、城市的土地鑑界，以城市誤差標準來說兩公分，當他重新進行土地鑑界的行動時，量測地界的誤差與土地估價換算，將使這整個制度顯得荒謬。蔡國傑以自己的處境為例，他發現生活中的各種制度某種程度上就影響了生命政治的變化。他很震撼的是，我們很像只能在各種制度中顯現我們自己，很像只能在被壓迫、被擠壓、被讓渡主權的狀態才能感受這個生命政治。
2021年蔡國傑以《家園》（Homeland）榮獲高雄獎「計畫型暨跨領域藝術」首獎，最初他於2019年在巴黎街頭與難民朋友們接觸，並邀請他們畫出記憶中家的輪廓，最後這張記憶中的地界以十歐元交易，買賣雙方進行簽署儀式。而後，這個計畫受到義大利的裏雅斯特當代藝術中心（Trieste）邀請，蔡國傑與19名難民朋友線上完成地界轉讓的協議。對蔡國傑而言，即使像區塊鏈這樣的科技彷彿構築了記憶工程，我們的記憶如何擁有與共享？當檔案庫對抗數據庫，我們如何掙脫權力與權限？當買賣作為藝術方法，你我之間如何對記憶進行約定與協商？這些問題都等待著共識的決議，卻也從中帶出賦權與增能的換位。在現實中，難民朋友們之所以支持這個藝術行動，是想讓更多人感受他們的處境，複訪圖像記憶裡的家園歸處。
異鄉人追尋的一方淨土與本源
由於異地創作的跨文化經驗，使蔡國傑對於地方的歸屬感根植於從他方汲取的反身性。作品中的特定場域，在於喚起地方的集體意識，而他想以在地的集體意識達到某種限地性，因而無論場域性與地域性（Regionalilty），他關切的是人類，甚至是地球上生態政治的自主與自由。如果藝術家觀察世界的方式，是從假設藝術介入社會現場的觀念開始，那麼對蔡國傑而言，他的藝術行動就是各種治理的反制。甚至在每個岔開的當下，迫使我們思考：何處是安身立命的一方淨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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